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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大唐的基本国策，是均田制。朝廷向百姓均田，更多的百姓分到田地，然后朝廷在此基本上推行租庸调的基本税制。

    租庸调，正是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才能实行，因为这个税制的根本，就是近课丁征税，且是固定的税额。这个税额，正是在课丁均田的田亩数上均来的。

    因此，如果均田到位，能一丁百亩田，那课丁每亩田摊到的税不高。可如果授不足田，那摊到的税就高，甚至如果没田，也一样得纳那笔税。

    在两税法前，富人们就算田连阡陌，拥有几千几万亩地，他们纳的田赋，其实是高限度也是一丁百亩，甚至他们往往还能享受特权，不用纳赋。

    李超提出两税法，则是不管丁口，而是直接以户为单位，按所拥有的田地数量来征税，百亩起征。超过的，都按亩数征收，不设上限。田越多，征的越多。

    这租庸调和两税法，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征税思路，并且其实是相互矛盾的。

    “黎国公，你觉得按丁征税好，还是按财产征税好？”

    太子再次问道。

    温大雅踱着步，觉得太子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深度，这是涉及国之根本了。

    大唐的基本国策是均田制，有了均田制，才有了租庸调制，甚至府兵制也是在这个均田制上建立起来的。

    朝廷在中原不断的均田授地，中原田地不足，朝廷又大举移民边疆，开荒拓地，都是围绕着这一基本国策的。

    但如果算一笔账，就会发现，均田制很难长久满足。就如今，大唐都有一千万户，拥有五千余万人口。其中丁男，也有上千万。哪怕一人一百亩地，其实大唐根本没这么多地可分。

    大唐的土地许多还是掌握在地主豪强们的手里，哪怕可以开发边疆，也不够发。

    尤其重要的一点，天下一统，日渐承平。没有战乱，人口会迅速的增长，而不会减少，以后土地的缺口会越来越大，用不了多久，均田制度就难以为继，因为无田可授。

    均田制如果继续不下去，那以均田制为根本的租庸调税制，也就成了空中楼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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