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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请讲……咳咳咳！”张季鸾连声咳嗽，他的身体不是很好。

    周赫煊把抓壮丁的情况详细诉说一番，郑重道：“我打算做一份调查报告，派记者分别前往云贵川湘豫粤各省，搜集国府征兆壮丁的详实数据。”

    早在1939年的时候，抓壮丁就已在各省激起数次民变，但总体来说还不算太糟糕。

    特别是抗战初期的两年，新兵以自愿参军为主。1939年前后开始抽丁，就是各家抽签决定谁参军，除了少数急于立功的地区，大部分的情况都比较正常，而且壮丁死亡率也很少超过一成。

    但这玩意儿是愈演愈烈的，因为国府对基层和军队控制力奇差，导致许多人的胆子越来越大，开始把抽丁参军作为谋利工具。加上1940年征召兵额突然变多，而且法币贬值、物价飞涨，国府拨发的征兵款本来就不够用了，被层层侵吞后所剩无几，连壮丁一路上的饭钱都不能保证，于是壮丁死亡率呈几何倍增加。

    根据蒋梦麟的回忆录来看，他1941年夏天访问一个壮丁收容所，700名壮丁从广东曲江走到贵阳，竟然死得只剩下17个——途中无人逃跑，因为赤地千里，就算逃了也是死。

    蒋梦麟遇到的应该是个特例，毕竟97.5%的壮丁死亡率也太恐怖了（送兵的懒得给他们烧开水喝，也不准他们自己生火，于是路上喝生水集体患了痢疾，得了病自然更不可能给药医）。

    在座的都是报界人士，他们对壮丁情况有所了解，但都只停留在前两年的老印象中，还没对今年的情况有新的认识。

    成舍我说：“《立报》的记者不够用啊，别说是外省，就是川内也没几个记者。”

    张恨水笑道：“我亲自到湖南或广西走一趟吧，就当是沿途采风了。”

    史量才说：“这个新闻视角有点意思，《申报》可派三名记者采访。”

    张季鸾道：“《大公报》也派三名记者。”

    显然，这四人都还没引起重视，因为国家需要士兵打仗，抓壮丁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    周赫煊也不刻意说服他们，等记者采访回来就知道厉害了。他说：“我是这样计划的，每省派去三名记者，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名义，沿途采访壮丁收容所。遇到任何情况都不能暴露记者身份，把所见所闻全部记录下来，然后再回到重庆来进行汇总。”

    成舍我苦笑道：“《立报》真没那么多记者可派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说：“记者不够就另外再招，但派出去的记者一定要可靠沉稳。”

    “行吧，你也是股东，你说了算。”成舍我没再拒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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