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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商鞅的变法，让秦国空前强大，立下不世之功，被秦孝公封为君，拥有商於之地的十五城，所以称商君。

    这个封君和以前的分封不同，商鞅只拥有商於之地税收权，行政权、土地权还是国家的，而且封君只传两代，到第三代就得交回国家。

    战国时很多国家都有封君，像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、赵国的平原君赵胜、楚国的春申君黄歇、齐国的孟尝君田文，俗称战国四公子，都是封君，是列国为了吸引留住人才搞的封赏活动。

    郡县制的结果就是贵族势力减弱，国君势力增强，实际上就是由封建制转变为中央集权。

    分封制的结果是分权，国家实际是由贵族联合统治，国君一个人说了不算；而郡县制的结果就是集权，全国的权力集于国君一身，其他的官员全都成为国君的打工仔，国君可以任意栽撤杀罚。

    这样一来，秦国的贵族开始消亡，国家的实力大大增强。可以这样说，秦国是集全国之力在打仗，而其他六国，只是贵族在打仗。结果可想而知。

    商鞅的变法，受损最大的是原有的贵族。

    和楚国一样，等支持变法的秦孝公一死，秦国的贵族就起来讨罚商鞅；和吴起一样，商鞅最终也被车裂。

    但和楚国不一样的地方是，秦国并没有因为商鞅一死而把他的一套制度废弃了，而是延续下来继续执行。

   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，又把制度推向全国。

    与郡县制配套的是愚民、弱民政策。

    商鞅认为，要让人民好管、听话，跟着国家的政策走，人民最好就傻一点，像六国的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，人民太聪明了，不好管，你让他杀人，他会跟你讲仁义，你让他使诡计，他骂你没道德。

    还有一个，老百姓最好别有钱。

    “民富则国弱，民弱则国富”。

    因为如果老百姓一旦有钱了就没人玩命上战场了。

    利益的刺激效果就会大打折扣，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的人才会为了改变命运去玩命，去打仗，也没闲功夫去琢磨国家的政策是否合理。

    所以后来的秦始皇“焚书坑儒”不是一个偶然的举动，这个行为和商鞅的政策是一脉相承的，就是为了控制言论，实行愚民政策。

    后世的帝王鉴于奏朝亡得太快，没有像奏始皇那样赤祼裸祭出法家的大旗，而是采用了“外儒内法”，的政策，外表用儒家的那一套安抚人心，骨子里还是法家那一套。

    商鞅的那一套，并没有随着奏朝的灭亡而消失，反而愈演愈烈，到清朝时达到极致。

    分封制和郡县制的斗争，一直持续到汉朝，项羽想要恢复分封制，刘邦想搞郡县制，又怕走了奏始皇的老路。

    最后在汉初立国的时候，搞了个折中的半分封半郡县的国家。

    这种斗争，最终以汉武帝的推恩令为止，分封制彻底消亡，华夏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，几千年轮回。

    到底是分封制好还是郡县制好？

    这个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

    后世就可以看出，自罗马帝国覆亡后，没有实现大统一的集权政府，在封建制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现代民主国家，倭寇的封建制也一直延续到近代，现代民主政治很容易在这里生根发芽。

    相反的，华夏的中央集权之下只会带来政权的更迭，不停地推倒重来，陷入一个死循环。

    也有人说，华夏在明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如果不是满清入关，也许华夏就能发展出资本主义。

    这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妄想。

    明朝末年的那不叫资本主义，顶多算是小作坊。

    集权的土壤也产生不了民主思想。

    就算满清不入关，李自成当了皇帝也只是又一个循环，还是一切推倒了重来，并不会比明朝进步。

    封制度下的嫡长子继承制天然的会产生资本主义，而民主也是各种势力角力后妥协的结果。

    汉武帝的推恩令废除了嫡长子继承制，改为诸子平分，这样资本被分散，越来越小，产生不了资本主义，只能产生小作坊。

    周朝的时候，国君会经常跟卿大夫妥协，而在中央集权下，所有权力集于皇帝一身，皇帝绝不会跟大臣妥协。

    秦始皇还带了个坏头，那就是谁有实力谁就可以当皇帝，不像倭寇的万世一系，也不像武王伐纣那样，需要一大套理论来只持自己的行动。

    比如顺应天命，有道伐无道等。

    陈胜、吴广就更直接了：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！

    赤裸裸就是我要替代你了，丝毫不加掩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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