附录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-《中国小说史略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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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上次已将宋之小说,讲了个大概。元呢,它的词曲很发达,而小说方面,却没有什么可说。现在我们就讲到明朝的小说去。明之中叶,即嘉靖前后,小说出现的很多,其中有两大主潮:一、讲神魔之争的;二、讲世情的。现在再将它分开来讲:

    一、讲神魔之争的此思潮之起来,也受了当时宗教,方士之影响的。宋宣和时,即非常崇奉道流;元则佛道并奉,方士的势力也不小;至明,本来是衰下去的了,但到成化时,又抬起头来,其时有方士李孜,释家继晓,正德时又有色目人于永,都以方技杂流拜官,因之妖妄之说日盛,而影响及于文章。况且历来三教之争,都无解决,大抵是互相调和,互相容受,终于名为“同源”而后已。凡有新派进来,虽然彼此目为外道,生些纷争,但一到认为同源,即无歧视之意,须俟后来另有别派,它们三家才又自称正道,再来攻击这非同源的异端。当时的思想,是极模糊的,在小说中所写的邪正,并非儒和佛,或道和佛,或儒道释和白莲教,单不过是含胡的彼此之争,我就总括起来给他们一个名目,叫做神魔小说。

    此种主潮,可作代表者,有三部小说:(一)《西游记》;

    二)《封神传》;(三)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。

    一)《西游记》《西游记》世人多以为是元朝的道士邱长春做的,其实不然。邱长春自己另有《西游记》三卷,是纪行,今尚存《道藏》中:惟因书名一样,人们遂误以为是一种。加以清初刻《西游记》小说者,又取虞集所作的《长春真人西游记序》冠其首,人更信这《西游记》是邱长春所做的了。--实则做这《西游记》者,乃是江苏山阳人吴承恩。此见于明时所修的《淮安府志》;但到清代修志却又把这记载删去了。《西游记》现在所见的,是一百回,先叙孙悟空成道,次叙唐僧取经的由来,后经八十一难,终于回到东土。

    这部小说,也不是吴承恩所创作,因为《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》--在前边已经提及过--已说过猴行者,深河神(1),及诸异境。元朝的杂剧也有用唐三藏西天取经做材料的着作。

    此外明时也别有一种简短的《西游记传》--由此可知玄奘西天取经一事,自唐末以至宋元已渐渐演成神异故事,且多作成简单的小说,而至明吴承恩,便将它们汇集起来,以成大部的《西游记》。承恩本善于滑稽,他讲妖怪的喜,怒,哀,乐,都近于人情,所以人都喜欢看!这是他的本领。而且叫人看了,无所容心,不像《三国演义》,见刘胜则喜,见曹胜则恨;因为《西游记》上所讲的都是妖怪,我们看了,但觉好玩,所谓忘怀得失,独存赏鉴了--这也是他的本领。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,则有人说是劝学;有人说是谈禅;有人说是讲道;议论很纷纷。但据我看来,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,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,所以释迦,老君,观音,真性,元神之类,无所不有,使无论什么教徒,皆可随宜附会而已。如果我们一定要问它的大旨,则我觉得明人谢肇湅j所说的“《西游记》……以猿为心之神,以猪为意之驰,其始之放纵,上天下地,莫能禁制,而归于紧箍一咒,能使心猿驯伏,至死靡他,盖亦求放心之喻。”这几句话,已经很足以说尽了。后来有《后西游记》及《续西游记》等,都脱不了前书窠臼。至董说的《西游补》,则成了讽刺小说,与这类没有大关系了。

    二)《封神传》《封神传》在社会上也很盛行,至为何人所作,我们无从而知。有人说:作者是一穷人,他把这书做成卖了,给他女儿作嫁资,但这不过是没有凭据的传说。

    它的思想,也就是受了三教同源的模糊的影响;所叙的是受辛进香女娲宫,题诗黩神,神因命三妖惑纣以助周。上边多说战争,神佛杂出,助周者为阐教;助殷者为截教。我以为这“阐”是明的意思,“阐教”就是正教;“截”是断的意思,“截教”或者就是佛教中所谓断见外道。--总之是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,以三教为神,以别教为魔罢了。

    三)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《三宝太监西洋记》,是明万历间的书,现在少见;这书所叙的是永乐中太监郑和服外夷三十九国,使之朝贡的事情。书中说郑和到西洋去,是碧峰长老助他的,用法术降服外夷,收了全功。在这书中,虽然所说的是国与国之战,但中国近于神,而外夷却居于魔的地位,所以仍然是神魔小说之流。不过此书之作,则也与当时的环境有关系,因为郑和之在明代,名声赫然,为世人所乐道;而嘉靖以后,东南方面,倭寇猖獗,民间伤今之弱,于是便感昔之盛,做了这一部书。但不思将帅,而思太监,不恃兵力,而恃法术者,乃是一则为传统思想所囿;一则明朝的太监的确常做监军,权力非常之大。这种用法术打外国的思想,流传下来一直到清朝,信以为真,就有义和团实验了一次。

    二、讲世情的当神魔小说盛行的时候,讲世情的小说,也就起来了,其原因,当然也离不开那时的社会状态,而且有一类,还与神魔小说一样,和方士是有很大的关系的。这种小说,大概都叙述些风流放纵的事情,间于悲欢离合之中,写炎凉的世态。其最着名的,是《金瓶梅》,书中所叙,是借《水浒传》中之西门庆做主人,写他一家的事迹。西门庆原有一妻三妾,后复爱潘金莲,酖其夫武大,纳她为妾;又通金莲婢春梅;复私了李瓶儿,也纳为妾了。后来李瓶儿,西门庆皆先死,潘金莲又为武松所杀,春梅也因淫纵暴亡。至金兵到清河时,庆妻携其遗腹子孝哥,欲到济南去,路上遇着普净和尚,引至永福寺,以佛法感化孝哥,终于使他出了家,改名明悟。因为这书中的潘金莲,李瓶儿,春梅,都是重要人物,所以书名就叫《金瓶梅》。明人小说之讲秽行者,人物每有所指,是借文字来报尽仇的,像这部《金瓶梅》中所说的西门庆,是一个绅士,大约也不外作者的仇家,但究属何人,现在无可考了。至于作者是谁,我们现在也还未知道。有人说:这是王世贞为父报仇而做的,因为他的父亲王忬为严嵩所害,而严嵩之子世蕃又势盛一时,凡有不利于严嵩的奏章,无不受其压抑,不使上闻。王世贞探得世蕃爱看小说,便作了这部书,使他得沉湎其中,无暇他顾,而参严嵩的奏章,得以上去了。所以清初的翻刻本上,就有《苦孝说》冠其首。

    但这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,不足信据。《金瓶梅》的文章做得尚好,而王世贞在当时最有文名,所以世人遂把作者之名嫁给他了。后人之主张此说,并且以《苦孝说》冠其首,也无非是想减轻社会上的攻击的手段,并不是确有什么王世贞所作的凭据。

    此外叙放纵之事,更甚于《金瓶梅》者,为《玉娇李》。

    但此书到清朝已经佚失,偶有见者,也不是原本了。还有一种山东诸城人丁耀亢所做的《续金瓶梅》,和前书颇不同,乃是对于《金瓶梅》的因果报应之说,就是武大后世变成淫夫,潘金莲也变为河间妇,终受极刑;西门庆则变成一个騃憨男子,只坐视着妻妾外遇。(2)--以见轮回是不爽的。从此以后世情小说,就明明白白的,一变而为说报应之书--成为劝善的书了。这样的讲到后世的事情的小说,如果推演开去,三世四世,可以永远做不完工,实在是一种奇怪而有趣的做法。

    但这在古代的印度却是曾经有过的,如《鸯堀摩罗经》(3)就是一例。

    如上所讲,世情小说在一方面既有这样的大讲因果的变迁,在他方面也起了别一种反动。那是讲所谓“温柔敦厚”的,可以用《平山冷燕》,《好逑传》,《玉娇梨》来做代表。不过这类的书名字,仍多袭用《金瓶梅》式,往往摘取书中人物的姓名来做书名;但内容却不是淫夫荡妇,而变了才子佳人了。所谓才子者,大抵能作些诗,才子和佳人之遇合,就每每以题诗为媒介。这似乎是很有悖于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的婚姻,对于旧习惯是有些反对的意思的,但到团圆的时节,又常是奉旨成婚,我们就知道作者是寻到了更大的帽子了。那些书的文章也没有一部好,而在外国却很有名。一则因为《玉娇梨》,《平山冷燕》,有法文译本;《好逑传》有德,法文译本,所以研究中国文学的人们都知道,给中国做文学史就大概提起它;二则因为若在一夫一妻制的国度里,一个以上的佳人共爱一个才子便要发生极大的纠纷,而在这些小说里却毫无问题,一下子便都结了婚了,从他们看起来,实在有些新奇而且有趣。

    【注释】

    1)深河神:据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应作“深沙神”。

    2)这是《玉娇李》的情节,参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十九篇。

    3)《鸯堀摩罗经》:四卷,南朝宋求那跋陀罗译。属大乘部,叙述佛济度鸯堀摩罗的故事。

    第六讲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

    清代底小说之种类及其变化,比明朝比较的多,但因为时间关系,我现在只可分作四派来说一个大概。这四派便是:

    一、拟古派;二、讽刺派;三、人情派;四、侠义派。

    一、拟古派所谓拟古者,是指拟六朝之志怪,或拟唐朝之传奇者而言。唐人底小说单本,到明时什九散亡了,偶有看见模仿的,世间就觉得新异。元末明初,先有钱唐瞿佑仿了唐人传奇,作《剪灯新话》,文章虽没有力,而用些艳语来描画闺情,所以特为时流所喜,仿效者很多,直到被朝廷禁止,这风气才渐渐的衰歇。但到了嘉靖间,唐人底传奇小说盛行起来了,从此模仿者又在在皆是,文人大抵喜欢做几篇传奇体的文章;其专做小说,合为一集的,则《聊斋志异》最有名。《聊斋志异》是山东淄川人蒲松龄做的。有人说他作书以前,天天在门口设备茗烟,请过路底人讲说故事,作为着作的材料;但是多由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,有许多是从古书尤其是从唐人传奇变化而来的--如《凤阳士人》,《续黄粱》等就是--所以列他于拟古。书中所叙,多是神仙,狐鬼,精魅等故事,和当时所出同类的书差不多,但其优点在:

    一)描写详细而委曲,用笔变幻而熟达。(二)说妖鬼多具人情,通世故,使人觉得可亲,并不觉得很可怕。不过用古典太多,使一般人不容易看下去。

    《聊斋志异》出来之后,风行约一百年,这其间模仿和赞颂它的非常之多。但到了乾隆末年,有直隶献县人纪昀出来和他反对了,纪昀说《聊斋志异》之缺点有二:(一)体例太杂。就是说一个人的一个作品中,不当有两代的文章的体例,这是因为《聊斋志异》中有长的文章是仿唐人传奇的,而又有些短的文章却象六朝的志怪。(二)描写太详。这是说他的作品是述他人的事迹的,而每每过于曲尽细微,非自己不能知道,其中有许多事,本人未必肯说,作者何从知之?纪昀为避此两缺点起见,所以他所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就完全模仿六朝,尚质黜华,叙述简古,力避唐人的做法。其材料大抵自造,多借狐鬼的话,以攻击社会。据我看来,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,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,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。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: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,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,荒谬的习俗,以当时的眼光看去,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。可是到了末流,不能了解他攻击社会的精神,而只是学他的以神道设教一面的意思,于是这派小说差不多又变成劝善书了。

    拟古派的作品,自从以上二书出来以后,大家都学它们;

    一直到了现在,即如上海就还有一群所谓文人在那里模仿它。

    可是并没有什么好成绩,学到的大抵是糟粕,所以拟古派也已经被踏死在它的信徒的脚下了。

    二、讽刺派小说中寓讥讽者,晋唐已有,而在明之人情小说为尤多。在清朝,讽刺小说反少有,有名而几乎是唯一的作品,就是《儒林外史》。《儒林外史》是安徽全椒人吴敬梓做的。敬梓多所见闻,又工于表现,故凡所有叙述,皆能在纸上见其声态;而写儒者之奇形怪状,为独多而独详。当时距明亡没有百年,明季底遗风,尚留存于士流中,八股而外,一无所知,也一无所事。敬梓身为士人,熟悉其中情形,故其暴露丑态,就能格外详细。其书虽是断片的叙述,没有线索,但其变化多而趣味浓,在中国历来作讽刺小说者,再没有比他更好的了。一直到了清末,外交失败,社会上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国势不振了,极想知其所以然,小说家也想寻出原因的所在;于是就有李宝嘉归罪于官场,用了南亭亭长的假名字,做了一部《官场现形记》。这部书在清末很盛行,但文章比《儒林外史》差得多了;而且作者对于官场的情形也并不很透彻,所以往往有失实的地方。嗣后又有广东南海人吴沃尧归罪于社会上旧道德的消灭,也用了我佛山人的假名字,做了一部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。这部书也很盛行,但他描写社会的黑暗面,常常张大其词,又不能穿入隐微,但照例的慷慨激昂,正和南亭亭长有同样的缺点。这两种书都用断片凑成,没有什么线索和主角,是同《儒林外史》差不多的,但艺术的手段,却差得远了;最容易看出来的就是《儒林外史》是讽刺,而那两种都近于谩骂。

    讽刺小说是贵在旨微而语婉的,假如过甚其辞,就失了文艺上底价值,而它的末流都没有顾到这一点,所以讽刺小说从《儒林外史》而后,就可以谓之绝响。

    三、人情派此派小说,即可以着名的《红楼梦》做代表。《红楼梦》其初名《石头记》,共有八十回,在乾隆中年忽出现于北京。最初皆抄本,至乾隆五十七年,才有程伟元刻本,加多四十回,共一百二十回,改名叫《红楼梦》。据伟元说:乃是从旧家及鼓担上收集而成全部的。至其原本,则现在已少见,惟现有一石印本,也不知究是原本与否。《红楼梦》所叙为石头城中--未必是今之南京--贾府的事情。其主要者为荣国府的贾政生子宝玉,聪明过人,而绝爱异性;贾府中实亦多好女子,主从之外,亲戚也多,如黛玉,宝钗等,皆来寄寓,史湘云亦常来。而宝玉与黛玉爱最深;后来政为宝玉娶妇,却迎了宝钗,黛玉知道以后,吐血死了。宝玉亦郁郁不乐,悲叹成病。其后宁国府的贾赦革职查抄,累及荣府,于是家庭衰落,宝玉竟发了疯,后又忽而改行,中了举人。但不多时,忽又不知所往了。后贾政因葬母路过毗陵,见一人光头赤脚,向他下拜,细看就是宝玉;正欲问话,忽来一僧一道,拉之而去。追之无有,但见白茫茫一片荒野而已。

    《红楼梦》的作者,大家都知道是曹雪芹,因为这是书上写着的。至于曹雪芹是何等样人,却少有人提起过;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,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。雪芹名佹,一字芹圃,是汉军旗人。他的祖父名寅,康熙中为江宁织造。清世祖南巡时,即以织造局为行宫。其父,亦为江宁织造。我们由此就知道作者在幼时实在是一个大世家的公子。他生在南京。十岁时,随父到了北京。此后中间不知因何变故,家道忽落。雪芹中年,竟至穷居北京之西郊,有时还不得饱食。

    可是他还纵酒赋诗,而《红楼梦》的创作,也就在这时候。可惜后来他因为儿子夭殇,悲恸过度,也竟死掉了--年四十余--《红楼梦》也未得做完,只有八十回。后来程伟元所刻的,增至一百二十回,虽说是从各处搜集的,但实则其友高鹗所续成,并不是原本。

    对于书中所叙的意思,推测之说也很多。举其较为重要者而言:(一)是说记纳兰性德的家事,所谓金钗十二,就是性德所奉为上客的人们。这是因为性德是词人,是少年中举,他家后来也被查抄,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,所以猜想出来的。

    但是查抄一事,宝玉在生前,而性德则在死后,其他不同之点也很多,所以其实并不很相像。(二)是说记顺治与董鄂妃的故事;而又以鄂妃为秦淮旧妓董小宛。清兵南下时,掠小宛到北京,因此有宠于清世祖,封为贵纪;后来小宛夭逝,清世祖非常哀痛,就出家到五台山做了和尚。《红楼梦》中宝玉也做和尚,就是分明影射这一段故事。但是董鄂妃是满洲人,并非就是董小宛,清兵下江南的时候,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;

    而顺治方十四岁,决不会有把小宛做妃的道理。所以这一说也不通的。(三)是说叙康熙朝政治底状态的;就是以为石头记是政治小说,书中本事,在吊明之亡,而揭清之失。如以“红”影“朱”字,以“石头”指“金陵”,以“贾”斥伪朝--即斥“清”,以金陵十二钗讥降清之名士。然此说未免近于穿凿,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,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。(四)是说自叙;此说出来最早,而信者最少,现在可是多起来了。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,很和书中所叙相合。雪芹的祖父,父亲,都做过江宁织造,其家庭之豪华,实和贾府略同;雪芹幼时又是一个佳公子,有似于宝玉;而其后突然穷困,假定是被抄家或近于这一类事故所致,情理也可通--由此可知《红楼梦》一书,说尾大部分为作者自叙,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。

    至于说到《红楼梦》的价值,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。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,并无讳饰,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,坏人完全是坏的,大不相同,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,都是真的人物。总之自有《红楼梦》出来以后,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。--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,倒是还在其次的事。但是反对者却很多,以为将给青年以不好的影响。这就因为中国人看小说,不能用赏鉴的态度去欣赏它,却自己钻入书中,硬去充一个其中的脚色。所以青年看《红楼梦》,便以宝玉,黛玉自居;而年老人看去,又多占据了贾政管束宝玉的身分,满心是利害的打算,别的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    《红楼梦》而后,续作极多:有《后红楼梦》,《续红楼梦》,《红楼后梦》,《红楼复梦》,《红楼补梦》,《红楼重梦》,《红楼幻梦》,《红楼圆梦》……大概是补其缺陷,结以团圆。

    直到道光年中,《红楼梦》才谈厌了。但要叙常人之家,则佳人又少,事故不多,于是便用了《红楼梦》的笔调,去写优伶和妓女之事情,场面又为之一变。这有《品花宝鉴》,《青楼梦》可作代表。《品花宝鉴》是专叙乾隆以来北京底优伶的。

    其中人物虽与《红楼梦》不同,而仍以缠绵为主;所描写的伶人与狎客,也和佳人与才子差不多。《青楼梦》全书都讲妓女,但情形并非写实的,而是作者的理想。他以为只有妓女是才子的知己,经过若干周折,便即团圆,也仍脱不了明末的佳人才子这一派。到光绪中年,又有《海上花列传》出现,虽然也写妓女,但不像《青楼梦》那样的理想,却以为妓女有好,有坏,较近于写实了。一到光绪末年,《九尾龟》(1)之类出,则所写的妓女都是坏人,狎客也像了无赖,与《海上花列传》又不同。这样,作者对于妓家的写法凡三变,先是溢美,中是近真,临末又溢恶,并且故意夸张,谩骂起来;有几种还是诬蔑,讹诈的器具。人情小说底末流至于如此,实在是很可以诧异的。

    四、侠义派侠义派底小说,可以用《三侠五义》做代表。这书的起源,本是茶馆中的说书,后来能文的人,把它写出来,就通行于社会了。当时底小说,有《红楼梦》等专讲柔情,《西游记》一派,又专讲妖怪,人们大概也很觉得厌气了,而《三侠五义》则别开生面,很是新奇,所以流行也就特别快,特别盛。当潘祖荫由北京回吴的时候,以此书示俞曲园,曲园很赞许,但嫌其太背于历史,乃为之改正第一回;又因书中的北侠,南侠,双侠,实已四人,三不能包,遂加上艾虎和沈仲元;索性改名为《七侠五义》。这一种改本,现在盛行于江浙方面。但《三侠五义》,也并非一时创作的书,宋包拯立朝刚正,《宋史》有传;而民间传说,则行事多怪异;

    元朝就传为故事,明代又渐演为小说,就是《龙图公案》。后来这书的组织再加密些,又成为大部的《龙图公案》,也就是《三侠五义》的蓝本了。因为社会上很欢迎,所以又有《小五义》,《续小五义》,《英雄大八义》,《英雄小八义》,《七剑十三侠》,《七剑十八义》等等都跟着出现。--这等小说,大概是叙侠义之士,除盗平叛的事情,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,总领一切。其先又有《施公案》,同时则有《彭公案》一类的小说,也盛行一时。其中所叙的侠客,大半粗豪,很像《水浒》中底人物,故其事实虽然来自《龙图公案》,而源流则仍出于《水浒》。不过《水浒》中人物在反抗政府;而这一类书中底人物,则帮助政府,这是作者思想的大不同处,大概也因为社会背景不同之故罢。这些书大抵出于光绪初年,其先曾经有过几回国内的战争,如平长毛,平捻匪,平教匪等,许多市井中人,粗人无赖之流,因为从军立功,多得顶戴,人民非常羡慕,愿听“为王前驱”的故事,所以茶馆中发生的小说,自然也受了影响了。现在《七侠五义》已出到二十四集,《施公案》出到十集,《彭公案》十七集,而大抵千篇一律,语多不通,我们对此,无多批评,只是很觉得作者和看者,都能够如此之不惮烦,也算是一件奇迹罢了。

    上边所讲的四派小说,到现在还很通行。此外零碎小派的作品也还有,只好都略去了它们。至于民国以来所发生的新派的小说,还很年幼--正在发达创造之中,没有很大的着作,所以也姑且不提起它们了。

    我讲的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在今天此刻就算终结了。在此两星期中,匆匆地只讲了一个大概,挂一漏万,固然在所不免,加以我的知识如此之少,讲话如此之拙,而天气又如此之热,而诸位有许多还始终来听完我的讲,这是我所非常之抱歉而且感谢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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