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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一　缘起

    前几时有一位在东北远处的中学教员写信来问我，鲁迅“抄碑文”的目的何在，方法如何等等，我仔细的写了一封信回答了他。话虽如此，也不见得能说得仔细，那是民国初年的事情，年代相隔颇久了，有如书桌的一只多年不用的抽屉，里边收着的东西多半忘记了，抽开来翻一下，才能慢慢的回想出来。因了谈抄碑文，我把绍兴县馆的一段旧事记了起来，因为抄碑的工作都是在县馆的补树书屋所做的，有些事情比较记得清楚的，略记数则，总名便叫作“补树书屋旧事”。

    绍兴县馆原名山会邑馆，是山阴会稽两县的会馆，绍兴府属八县另有会馆在虎坊桥，名为越中先贤祠，清末废除府制，府城内的山会两县合并为绍兴县，这邑馆也就改称为绍兴县馆了。不明白是什么缘故，有些人不喜欢绍兴这名称，鲁迅也是一人，他在文章中常称这县馆为s会馆，人问籍贯也总只说是浙江。虎坊桥的会馆名为越中先贤祠，难道李越缦等人也是这个意思么？前清时因为部吏和师爷的关系，绍兴人在北方民间少有好感乃是实情，但鲁迅等人的讨厌绍兴的名称或者还是因为小康王的关系，在杭州设了小朝廷，还要摆架子自称绍兴，把这庸俗的年号硬给人做地名，这的确是有点可厌的。

    二　会馆

    绍兴县馆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北头，这地段不算很好，因为接近菜市口，幸而民国以后不在那里杀人了，所以出入总还是自由清净的。会馆在路西，门额是魏龙藏所写，他是鲁迅的父亲伯宜公的朋友，或是同案的秀才吧，伯宜公曾几次说起他过，但他一直在外，在写匾时不知是否在张勋的幕中。进门往南是一个大院子，正面朝东一大间，供着先贤牌位，这屋有名称，仿佛是仰蕺堂之类，却不记得了，里边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平时关闭着，一年春秋两次公祭，择星期日举行，那一天鲁迅总是特别早起，在十点前逃往琉璃厂，在几家碑帖店聊天之后，到青云阁吃茶和点心当饭，午后慢慢回来，那公祭的人们也已散胙回府去了。这堂屋南偏有一条小弄堂，通到堂后的小院子，往北跨过一个圆洞门，那里边便是补树书屋了。顺着弄堂再往前去，后面还有房屋，我也没有去看过，虽然是在前一进里住过三年。那大概是一间楼房，因为这名为希贤阁，恐怕是供着什么文昌魁星之类吧，向来空着没有人住。我不知道仰蕺堂而记得希贤阁的名字，这是另有理由的，因为在旧日记中记有这个名字。民国六年七月一日张勋复辟，不久讨逆军进逼京城，城里的人纷纷逃难，有同乡的官僚来住在阁下，大家不答应，要赶他出去，因此那阁名也就记了下来了。

    三　树

    会馆里的住人要驱逐逃难的官僚，本来也是小事，但是这与补树书屋很有关系，所以要说一下。旧日记云：

    “七月六日晴，下午客来谈。傍晚闷热，菖蒲溇谢某携妾来住希贤阁下，同馆群起责难，终不肯去，久久始由甘某调停，暂住一夕。”大家反对的理由并不在官僚，而是由于携妾，因为这会馆是特别有规定，不准住家眷以至女人的，原因是在多少年以前有一位姨太太曾经在会馆里吊死了。吊死的地方即是补树书屋，不在屋里而是在院子里的槐树上，现在圆洞门里边一棵大槐树，妇女要上吊已经够不着了，但在几十年前那或者正是刚好，所以可能便是那一棵树。这女吊的故事害得谢某不得不狼狈的搬出，可是对于鲁迅却不无好处，因为因此那补树书屋得以保留，等他来住，否则那么一个独院，早就被人占先住了去了。这院子前面是什么堂，后边是希贤阁，差不多处在鬼神窝中，原是够偏僻冷静的，可是住了看也并不坏，槐树绿阴正满一院，实在可喜，毫无吊死过人的迹象，缺点只是夏秋之交有许多槐树虫，遍地乱爬，有点讨厌，从树上吐丝挂下来的时候，在空中摆荡，或戏称之曰吊死鬼，这又与那故事有点关联了。“补树”不知道是什么故典，难道这有故事的槐树就是补的么？总之这院子与树那么有关系，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。

    四　抄碑的房屋

    补树书屋本身是朝东一排四间房屋，在第二间中间开门，南首住房一间，北首两间相连。院中靠北墙是一间小屋，内有土炕，预备给佣工居住，往东靠堂屋背后一条狭弄内是北方式的便所，即是蹲坑。因为这小屋突出在前面，所以正房北头那一间的窗门被挡住阳光，很是阴暗，鲁迅住时便索性不用，将隔扇的门关断，只使用迤南的三间。这里边的情形，我所能说的只是在民六春天我到北京以后所看见的事，以前自然是别一种布置，可是我不知道，所以没有什么可说。鲁迅在搬到补树书屋之前，还在会馆北部的什么藤花馆住过，但那我更不能知道，或者去查鲁迅自己的日记，可以得知年月大概。《鲁迅日记》已经发表，有些事情我不再去查考援引它，因为那已是周知的文献，用不着再来做文抄公的工作，这里只是凭自己的见闻记忆来说，说不定会有点出入。抄碑文的事开始于民国四年，我那时也不在北京，但这抄碑一直抄到民国八九年，有一大段是我看见的，所以可以一说。

    五　抄碑的目的

    鲁迅抄碑就在补树书屋那两间房里，当初是在南偏，后来移到北边的一间去了。他从民国元年被蔡孑民招了去，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部里任职，随后跟了教育部移到北京来，一直是佥事兼科长，不曾有什么调动。洪宪帝制活动时，袁世凯的特务如陆建章的军警执法处大概继承的是东厂的统系，也着实可怕，由它抓去失踪的人至今无可计算。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，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，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，大约只要有一种嗜好，重的嫖赌蓄妾，轻则玩古董书画，也就多少可以放心，如蔡松坡之于小凤仙，是有名的例。教育部里鲁迅的一班朋友如许寿裳等如何办法，我是不得而知，但他们打麻将总是在行的，那么即此也已可以及格了，鲁迅却连大湖（亦称挖花）都不会，只好假装玩玩古董，又买不起金石品，便限于纸片，收集些石刻拓本来看。单拿拓本来看，也不能敷衍漫长的岁月，又不能有这些钱去每天买一张，于是动手来抄，这样一块汉碑的文字有时候可供半个月的抄写，这是很合算的事。因为这与誊清草稿不同，原本碑大字多，特别汉碑又多断缺漫漶，拓本上一个字若有若无，要左右远近的细看，才能稍微辨别出来，用以消遣时光，是再好也没有的，就只是破费心思也很不少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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